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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培育我成長

黨培育我成長

白刃

我生于1925年9月1 6日,今年整整80歲了。出版社老干處、社黨委請來各室的代表同志和離退休老干部為我祝賀生日,我太感謝了!感謝黨組織,感謝同志們!謝謝了!!

我本事不大,又年老有病,思維遲鈍,想說的話說不出來,連貫不起來,只能簡要地寫寫我為黨、為人民服務58年的簡要經歷。

我老家在內蒙古哲里木盟科爾沁左翼前旗東滿斗村。解放后前旗與后旗合并,現在叫哲盟科爾沁左翼后旗東滿斗村。

1935年在本村的私塾學習了兩年蒙古文。

1937到1943年在偽滿公立小學讀了7年書。:1944.年考入中專“師道學校特修科”學了一年半。1945年8月15日,日偽垮臺后回老家勞動。

1946年春季開始,哲盟南部地區成了國共兩黨軍隊的拉鋸區。。1947年春天內蒙古自治軍解放了哲盟南部地區,同時組織了學生隊,還動員青年人到后方入學校學習,我報名參加了學生隊。當時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所在地是烏蘭浩特市。我到烏蘭浩特后不久,內蒙古干部學校成立了。于是我在1947年6月9日入了內蒙古干校當了學員。這就是我參加革命的過程。

我在干校第六隊學習一段后,1947年11月1日干校又改為內蒙古軍政大學,我就在軍大第一隊一班當了班長。在學習中遇到一些問題,如漢文水平不高,漢語也不大通,漢文書自學起來也很困難,像漢文的“因此”、“所以”我就不懂,也不會用。我覺得學習漢文、漢語是我的頭等任務,如果不努力學習漢文、漢語,馬列的書看不懂,革命道理學不會,今后怎么工作。于是下定決心,一個字一個字地學,一段話一段話地蒙漢語對照著學,結果收效很大。我就是通過這樣的努力學習,為后來的翻譯工作打下了基礎。

在學習期間,加入了內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團,又稱內蒙古青年團,后來轉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軍大畢業后留校,在政治部宣傳科工作。

1948年11月軍大停辦,中共內蒙古黨校成立。我在黨校教務處工作,還管理圖書。于是我有時間看了許多書,如《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等其他馬列理論書籍。

1952年內蒙政府從烏蘭浩特遷到呼和浩特市,黨校也遷到呼市,我繼續在黨校教務處工作。后來黨校設蒙語班,我給蒙語班學員當輔導員。這時,我提出了入黨要求。

經過黨校教務處黨組織的討論,內蒙古黨委宣傳部黨組織的批準,在1953年11月23日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共產黨員。

黨校教育長在全校大會上講話或作報告時我當過翻譯,在內蒙古自治區人代會上代表發言時當過翻譯。1 954年要召開全國人代會,中央民委就從內蒙調翻譯人員時,我來北京做過大會文件的翻譯和代表們發言的同聲傳譯。

1956年中央民委從地方上調翻譯人員,成立民委翻譯局時,我從內蒙黨校奉調來京,在民委翻譯局蒙文處任9級翻譯。

從1956年4月一1958年10月,在民委翻譯局工作的兩年多的時間里,做了如下工作。

(一)在北京舉辦亞洲電影周期間,蒙古人民共和國代表來京參加電影周活動,在招待會上周總理談話時,我任蒙語翻譯。

(二)蒙古工會參觀團來華后,我國總工會領導的歡迎詞是我給翻譯的。

(三)1956年黨的八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夕,中央聯絡部開辦接待兄弟黨代表團的翻譯人員訓練班,我參加訓練半個月。

(四)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期間,我專門做接待蒙古人民革命黨代表團的翻譯工作。完成了會議期間的生活翻譯,國慶宴會和在北京的參觀、游覽以及去南京、上海、杭州、武漢、漢口等地參觀游覽的翻譯任務。

(五)1957年紀念孫中山誕辰90周年時,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來華參加紀念活動曾在京參觀游覽。他們曾到天津、渤海灣游覽,還去了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參觀訪問。當時我任翻譯。

(六)蒙古人民共和國第二任大使到我外交部商談,向毛主席遞交國書時,周總理接待。我當了周總理的翻譯,商談結束后,周總理問我的工作單位和原籍,我都一一做了回答。我們的總理非常和藹親切,使我永生不忘。

(七)蒙古新任大使向毛主席遞交國書時,我任翻譯。毛主席與大使談話中,說到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時,“矛盾”一詞湖南口音很重,我沒有聽懂,周總理給我解釋:主席講的是人民內部矛盾的“矛盾”二字。我譯完后,毛主席又講了改造沙漠等問題。主席與大使談話后,主席也問我老家在什么地方,周總理馬上就告訴主席,他是內蒙的,是烏蘭夫的人。

(八)蒙古新任大使到中南?;峒跎倨娓敝饗?,我任劉副主席的翻譯。劉副主席與大使談話時,湖南口音很重,有些話聽不懂時,我再三問清后再做翻譯。勝利完成了翻譯任務。

(九)蒙古國慶時,新任大使在北京飯店宴請我國領導人與在華的各國使節,我國朱德委員長、周總理分別致詞祝賀,我均任翻譯。

(十)蒙古國大呼拉爾主席來華訪問,朱德委員長在人大常委會禮堂宴請時,我與特爾根一起去當翻譯。

(十一)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沃羅希洛夫來華訪問回國時,毛主席與周總理到南郊機場歡送;蒙古國副總理麥達爾也同時抵達南郊機場迎接這位蘇聯主席去烏蘭巴托。周總理與蒙古副總理談話時,我任翻譯,榮幸地與毛主席握了手。

(十二)陳毅元帥在三座門招待所舉行歡送蒙古軍事代表團的宴會上,陳毅元帥與代表團團長的講話,我均任翻譯。

以上這些工作,只是在民委翻譯局工作期間完成的涉外工作任務。對涉及國內的工作任務,都是由翻譯局和出版社一起完成的,如:全國人代會、全國政協大會、全國的群英會、全國民兵大會、全國婦女大會、全國先進工作者大會的大會文件翻譯和同聲傳譯等,我任同聲傳譯組組長。

在青島民族工作會議期間,我翻譯過周總理的報告;毛主席同各民族代表合影時我也參加了。周總理在8月1日檢閱海軍時,我榮幸地同代表們一起參觀。

1958年10月局社合并后我在出版社蒙文室的日常工作中主要做筆譯工作,其中有:做過獨譯和合譯。

獨譯中完成:《中國農民革命史話》、《政治經濟學講座第十二講: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關于理論聯系實際問題——理論工作躍進的關鍵》、《劈山救母》、《秦香蓮》、《大家來學點哲學》、《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等等。

合譯中完成:《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簡明哲學詞典》以及每期《民族畫報》、《人民畫報》、《紅旗》雜志等期刊的翻譯和初審、復審。

同時也當過《共青團文件匯編》和《馬克思主義怎樣看待物質利益》等書的責任編輯。

在蒙文室任資料組組長時,將過去的綜合性資料改變成按科學分類的資料。收集整理出政治經濟學方面的新詞術語八千余條,農林牧副漁方面的新詞術語一萬余條,為全室翻譯工作中的統一使用提供了方便。

1985年我60歲了,于年末辦了離休手續。

離休后為了發揮余熱,在總編室的韓壽山同志領導下,參加了《出版詞典》的工作?!凍靄媧實洹返墓ぷ髦饕魴┥偈褡宸種е械拿曬盼某靄媸反侍醯氖占?、挖掘和詞目的確定、組稿、編撰等工作。

為完成這些工作,在1986年去呼和浩特與內蒙的出版單位共同研究,挖掘一些蒙文出版史的有關資料。從呼和浩特回來后,我又到北京圖書館和北大圖書室查找有關蒙文出版史的歷史資料,編寫出一份撰寫的詞目表?!凍靄媧實洹返鬧靼斕ノ輝諮穎嚦峋齠ǔ靄媧誓康仁孿詈?,我又第二次去呼和浩特與內蒙出版界人士共同研究詞目和確定撰寫人員。后來我收到了五萬多字的稿件,其中有版本知識,歷代刻書(包括寺院刻書),近代和當代出版、印刷、發行機構,出版,出版人物等諸多方面的,還有圖書聯合目錄等等。對這些稿件詳細閱讀后,都上交出版主管單位。

在定稿階段,我與出版社的一些同志前去上海辭書出版社,商討定稿一事,對有些詞目做了刪除。定稿工作快要結束時,我得了腦血栓,不能走路,是一起去的高賀福同志背著我乘車到醫院看病?;乇本┖蠹絳瘟坡指?。在1992年我看到了《出版詞典》的付印樣;。1 994年1月9日收到了樣書。

參加編寫《出版詞典》工作是離休后完成的第一項任務。后來我又編寫了一份《蒙古語中的外來詞》書稿,是用蒙文寫的,其中寫了編寫目的,外來詞來自的語種,蒙語中外來詞的使用情況等十幾項,最后還列了蒙語中的外來詞幾千條,當作附件。我想出版這一材料,就把書稿給了蒙文室,他們說讓我交出版費,我交不出,所以沒能出版。今年我想看看這個材料,找他們要書稿,卻找不到了,真可惜。這個材料是我經過翻閱許多材料,用了很長時間才整理出來的,它是蒙古語在當代發展中的一種記錄。那里有古今中外45種民族語言成分。這本書雖因經費問題不能出版,當做資料使用,也有一定價值。

離休后,在閑遐時間繼續練習蒙文書法,曾多次參加國家民委組織的書法展覽活動。如1993年12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一百周年書畫展”;1997年7月“慶祝建黨七十七周年書畫展”;1999年9月“慶祝建國五十周年書畫、美術、攝影展”;2001年6月“建黨八十周年書法、美術、攝影展”;2003年12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 10周年美術、書法、攝影展”;2005年“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年書法展”。此外還寫了不少蒙古族“諺語”和蒙古語“成語”的書法作品。為《中國民族》蒙文雜志寫過幾篇書法作品。

我是內蒙古科爾沁草原的窮孩子,做夢都沒有想到我能到首都北京工作,更沒有想到能為黨和國家第一代領導人做翻譯,這是我一生中最幸運、最幸福、最難忘的經歷。古人有句話:“知足者常樂”,我很知足,我這一生過得有意義,而且也很幸福,衷心感謝黨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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